香文化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围绕各种香品的制作、炮制、配伍与使用而逐步形成的能够体现出中华的精神气质、民族传统、美学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与世界观之独特性的一系列物品、技术、方法、习惯、制度与观念。

人类使用天然香料的历史久远。从现有的史料可知，春秋战国时，中国对香料植物已经有了广泛的利用。由于地域所限，中土气候温凉，不太适宜香料植物的生长，所用香木香草的种类尚不如后世繁多。多用的有泽兰（非春兰）、蕙草（蕙兰）、椒（椒树）、桂（桂树）、萧（艾蒿）、郁（郁金）、芷（白芷）、茅（香茅）等。那时对香木香草的使用方法已非常丰富，已有熏烧（如蕙草、艾蒿），佩带（香囊、香花香草）、煮汤（泽兰），熬膏（兰膏）、入酒等方法。《诗经》、《尚书》、《礼记》、《周礼》、《左传》及《山海经》等典籍都有很多相关记述。

人们对香木香草不仅取之用之，而且歌之咏之，托之寓之。如屈原《离骚》中就有很多精彩的咏叹：“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

秦汉时，随着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南方湿热地区出产的香料逐渐进入中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活跃，东南亚、南亚及欧洲的许多香料也传入了中国。沉香、苏合香、鸡舌香等在汉代都已成为王公贵族的炉中佳品。道家思想在汉代的盛行以及佛教的传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香文化的发展。

香文化在汉代的快速发展，汉武帝有很大贡献。他在位期间大规模开边，通西域，统南越，开海路，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同时也便利了南部湿热地区及海外香料的传入。汉武帝本人有很精美的鎏金银制薰炉，或许他也喜爱薰香。

魏晋南北朝时，虽战乱不断，但香文化仍获得了较大发展。

薰香在上层社会更为普遍。同时，道教佛教兴盛，两家都提倡用香。

这一时期，人们对各种香料的作用和特点有了较深的研究，并广泛利用多种香料的配伍调合制造出特有的香气，出现了“香方”的概念。配方的种类丰富，并且出现了许多专用于治病的药香。

“香”的含义也发生了衍变，不再仅指“单一香料”，而是也常指“由多种香料依香方调和而成的香品”，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合香”。从单品香料演进到多种香料的复合使用，这是香品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唐代，大批文人、药师、医师及佛家、道家人士的参与，使人们对香的研究和利用进入了一个精细化、系统化的阶段。对各种香料的产地、性能、炮制、作用、配伍等都有了专门的研究，制作合香的配方更是层出不穷。

在这个时期，对香品的用途也有了完备细致的分类：会客用的香，卧室用的香，修炼用的香等等各不相同；佛家有佛家的香，道家有道家的香，不同的修炼法门又有不同的香……可以说在唐代已是专香专用了。

佛教在唐代的兴盛也对香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佛家的教理经书对香大加推崇，几乎在所有的佛事活动中都要用香。不仅敬佛供佛时要上香，而且在高僧登台说法之前也要焚香；在当时广为流行的浴佛法会上，要以上等香汤浴佛；在佛殿、法坛等场所还常要泼洒香水。唐代皇帝大多信佛，皇室佛事活动频繁，其用香数量之大便可想而知了。

佛家认为，香于人的智慧、德性有特殊的关系，妙香与圆满的智慧相通相契，修行有成的贤圣，甚至能够散发出特殊的香气。据经书记载，佛于说法之时，周身毫毛孔窍会散出妙香，而且其香能普熏十方，震动三界。故在佛教的经文中，常用香来譬喻证道者的心德。

佛家认为香对人身心有直接的影响。佛家自古就提倡在打坐、诵经等修持功课中使用熏香，在寺院内外也是处处熏香，以营造好的修炼环境。而且对香的品类也是精心选择，不仅使用上等的单品香料，还要按照特定的配方调和制作更适用于修炼的合香。甚至不同的修炼法门还要使用不同配方的香。许多修炼有成的法师同时也是调制合香的高手。

由于绝大多数的香料本身就是药材，如沉香、檀香、丁香、木香、肉桂、菖蒲、龙脑香（冰片）、麝香、降香、安息香、甘松香等，所以佛家的香也很早就用于治病。用于治病的香品，也称为“香药”，是“佛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医理论颇为相似的佛医学对中医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佛医学关于香药的知识使中药材的种类得到了扩展，增加了沉香、薰陆香(乳香)、鸡舌香、藿香、苏合香等新药材，而且在《本草纲目》等经典医书中增加了“芳香开窍类”药材。

佛家的香品种类齐全，有熏烧用的“烧香”，有涂敷在身上的“涂香”，有香料浸制的香水香汤，有香料研磨成的香泥；有片状、块状的香木，也有粉状的香末；有单品香料，也有多种香料合和而成的合香。而且，这些丰富多彩的香品在佛教形成之初就都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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