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至永乐时期，中朝贡赐、使臣、民间三种贸易形态基本确立——洪武十五年（）十二月，朝廷赏赐辽东诸卫士卒有十一万二千一百二十八人。洪武末期，辽东地区都司卫所制度已经确立，除鸭绿江至连山关一带尚未设治外，辽东境内的战略要冲均设卫城，境内军民均编入卫所，“遇有事征调则分统于诸将，无事则散还各卫”。

辽东卫所屯军多来自内地，驿站、递运所军卒也来自罪戍辽东的中原人口。辽东设治伊始，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将辽东人口聚拢在屯堡周围，有警御敌，平时耕作。屯田制一度带动了辽东地区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军屯保障了军镇的粮食供应，人口的增殖与土地的开垦亦加强了辽东屯堡的防御能力。

汉族军士是屯田耕作的主体，屯田制度决定了汉文化将成为辽东地区的主流文化。辽东都司积极推进屯田之法，并课之以税。

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儒学亦在卫城落地生根。辽东地区汉文化不是数量上的优势而是体现在社会上层的提倡。有识之士均希望帝王将官推行社会教化来易辽东之蛮俗。建文时期，辽东童冠皆崇尚读书，社会风俗中汉化程度逐渐加深。

简言之，辽东都司卫所治理体系确立后，境内各族民众混同一家，形成多元的边疆文化。在明大一统的制度下，汉文化逐渐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主流。

明初，朝鲜半岛政权在与新兴的中央王朝的接触中皆选择主动构建宗藩关系。但因辽东社会秩序的重组与朝鲜半岛复杂政治环境，高丽与李氏朝鲜在对明实际交往中存在巨大差异。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形态清晰地反映出明初双方交往轨迹。

元末，元军在镇压起义队伍时节节败退，皇族官僚腐败不堪，其衰亡迹象表露无遗。高丽恭愍王趁机清除以“奇氏”为首的亲元势力，强化国王权力，并向双城总管府一带进行领土扩张。

元廷虽欲发兵来讨，但仅存声势而已。最终，双方在外交层面互相妥协，高丽继续向元朝贡，元廷默认东部领土丧失的事实。辽阳军政体系在红巾军起义及元朝灭亡的双重打击下已无力管控辽东地区。

高丽直接出兵双城府南部登州、和州等边镇（今朝鲜江原道南部），占领府治咸兴（今咸兴市），并在咸兴、三撒（今青州市）、忽面（今洪源）等今朝鲜咸镜南道一带设立边关，招抚北边女真部落。双城总管地区已为高丽实际控制。

元末明初，元朝及辽东纳哈出集团试图通过另立国王、拉拢亲元势力等方式，给高丽王廷制造压力，保持与高丽脆弱的政治联盟。

元至正二十四年（），高丽基本断绝了与元朝的宗藩关系。明朝随着故元势力北遁，加快了经略辽东的步伐。高丽对明朝册封反应比较敏捷。明朝建立伊始，高丽便遣使至南京进行朝贺。

洪武四年（），明廷虽开始经略辽东，但辽阳、开原等皆为故元势力重兵屯守，特别是盘踞在开原东北、辽河北岸金山一带的纳哈出集团实力最强。辽东政局未稳、丽元宗藩影响仍有遗存，高丽与明朝关系面临诸多挑战。

洪武四年（），明廷占领金州、盖州等辽河东部战略据点后，高丽以“金、复等州，涉海稍近，驿路可通”为由申请经辽东赴京朝贡。

明廷为了巩固初建的宗藩关系，集中力量扫除故元势力，积极推行以礼相待、各安生理的交往策略。次年，高丽使臣郑梦周等经辽东入南京朝贡。其记录了旅顺、金州、复州、盖州等地，上到镇守指挥下到百户驿官对使团视同一家，高度赞扬了明朝“厚待远人”的德治外交。

而后，高丽与明廷在边境问题上摩擦不断，其内部政治斗争亦使明丽关系出现反复。朱元璋取消了对高丽朝贡的优待政策，并严令辽东都司禁止高丽使臣及商民入境。辽东都司仍与高丽保持信使相通。

高丽明晰北元势力不能支持其与明廷抗衡，甚至会带来大兵压境的军事危机。所以高丽使臣不断赶赴辽东进行沟通，希望其向明廷传递复贡的诚挚请求。

高丽咨文送至辽东，潘敬、叶旺等守臣立即飞报明廷，并护送“高丽使者周谊”入京申辩。在高丽王廷反复陈情与接受超额献明贡物的条件下，朱元璋恢复了与高丽的外交往来。洪武二十年（），辽东解决纳哈出的军事威胁后开始向北、向东等元时传统疆域推进。

高丽始终未停止对半岛北部元时东部疆域的蚕食。洪武二十一年（）三月，明廷置铁岭卫以复元时旧疆。但元末明初，高丽已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东宁路和双城总管府一带，双方矛盾不可调和。高丽辛禑王在权臣崔莹的支持下派兵攻打辽东。

行军途中大将李成桂发动兵谏，控制了高丽政权，开始改善对明关系。明廷态度亦有所缓和。朝鲜使臣经辽东赴京时，卫所及驿站将官皆以礼相待。

李氏朝鲜建立后（洪武二十五年，），明廷与李朝政权在女真族招抚、表笺规范、私交藩王等问题虽有嫌隙，但以上问题基本上都在宗藩体系之内。辽东都司始终保持与李朝官方沟通渠道的畅通。双方官差往来不断，辽东宣谕官差可直抵朝鲜王京，朝鲜使官亦可留住辽东处理边务及贸易事宜。

建文时期，明廷与李朝皆面临君位交替的政治斗争。李成桂第五子李芳远杀掉世子李芳硕及其支持者，接受即位一年的“定宗”禅让，于建文二年（），即位国王。明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取代了皇太孙朱允炆的统治。

其间，建文帝在“平叛”不利的背景下，给予朝鲜政治优待，赐国王印信与诏书。朝鲜王廷回应明惠帝的示好，尽力筹办明廷要求贸换的大量战马。

明成祖即位后，基于与朝鲜太宗李芳远王位继承“合礼化”与“合法化”的共同需求，对朝鲜的“拥戴”支持倍加满意，给予其更高属国待遇。两国政治价值契合度越来越高，宗藩关系日益稳定。

永乐时期，辽东北部防线收缩至连山关一带，边界罕有“启衅”之事。每岁朝鲜贡使赴明可至四五次。朝鲜在正旦（新年大典，嘉靖时期并入冬至）、冬至（祭天大典）、正朝（贺皇帝万寿之节）、圣节（皇帝诞辰）、千秋（皇太子诞辰）等庆典时贡献金银器皿、马匹、土物等常贡物品，明廷回赐锦缎、绮纱、钞币礼物。

此外，请封、颁诏、谢恩、陈奏等情况下的贡使往来十分频繁。常贡之余，朝鲜常有额外求请，明廷亦有恩赐。明廷允许朝鲜使臣贸换龙脑、沉香、苏合、香油等物品。有时为显礼遇，朱棣免其出布币购买，直接赠予。

朝鲜为表感激，再呈贡马、方物等谢礼，有时提出赐冕服、书籍等请求。此外，双方就刷还战乱避难人口亦达成共识。

辽东人口因战乱入朝鲜者众多，永乐元年（）礼部移咨朝鲜遣还逃散军民。永乐六年（8）年，靖难时期的辽东流民基本解送完毕。明朝对女真部落始终持招抚之策，但不直接参与部族事务。

在强大国力和地方官员的推动下，女真大族皆入明朝贡，成为明廷藩属。朝鲜虽有北向之志，出台一系列政策吸引远离辽东腹地的女真部落向其靠拢。但朝鲜招抚和武力驱逐均背明而动，所以双方就此问题未发生正面冲突。

此时，辽东官员接待朝鲜贡使、勘验贡物、递送官方咨文等流程奠定了双方交往的最高礼制规格。明廷迁都北京后，朝鲜辽东段贡路基本固定于鸭绿江——辽阳——山海关一线。

辽东边臣的涉外职能逐渐与朝贡体系并轨，主要职责包括：查验使团符信，辨其贡道、贡期，检视贡物及使团人员；宴款贡使并供应沿途食宿交通所需；监督贡使在当地的贸易活动。

明初辽东边臣恪守朝廷旨意，严格执行朝廷善待属国的各项政策，逐渐形成了辽东官员与朝鲜使臣亲密的交往模式。洪武时期，明廷的交往对象为高丽政权。建文二年（）以后，李成桂建立朝鲜王国，继续发展高丽时期与明朝建立的宗藩关系。

总的来说，洪武至永乐时期，中朝贡赐、使臣、民间三种贸易形态基本确立。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官、私界限分明，使臣贸易则兼有两种属性。辽东社会秩序变迁与中朝关系演变息息相关，辽东地区几乎全程参与中朝贸易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