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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画十八学士图

桌上承有汉代彩陶绘香熏炉

兴起于西汉的香虽属生活用香，却也并非仅仅被视为一种生活享受，其发展速度之快、地域之广，与“养性”学说在当时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汉初已很讲究养生、养性，“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汉代儒学、中医、道家学说俱盛，无论是内圣外王的儒家、羽化登仙的道家还是应天延命的医家，都倡导“养性”，遵净心、养德、养性为养生之本。熏香既芬芳“养鼻”，又可清净意志、安和身心，且香气轻扬，上助心性修为，下增世俗享受，加之上古就有以香气享神的传统，因此，熏香在该时期得到推崇和流行也在情理之中。

熏香，在汉代王族先流行

熏香在汉初的王族阶层已有所流行。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即发现了熏炉、竹熏笼（用于熏衣）、香枕、香囊等多种香具，内盛各种香药，如辛夷、高良姜、香茅、兰草、桂皮等。（墓主人辛追是长沙国丞相的妻子，其入葬时间约为公元前年，距西汉立国约四十年，比汉武帝即位早约二十年）从汉初的情况来看，战国（此时已有精制的熏炉）与秦代的用香应有了一定基础，西汉用香的跃进也是得益于前代的积累。

西汉·

盛有香药的陶熏炉

到汉武帝时（公元前-前87年在位），熏香在各地王族阶层中已广泛流行，其既用于居室熏香、熏衣熏被，也用于宴饮、歌舞等娱乐场合。广州南越王墓（公元前年）曾出土多件熏炉，有的是乐师的随葬品，有的与铜钟、甬钟等乐器或壶、钫等酒器放在一处。迄今发掘的多个西汉中期（王）墓葬都可见熏炉、熏笼等香具及香药，也有十分精美的鎏（嵌）金银熏炉，包括带龙形装饰的高档皇家器物。

西汉·鎏金银高柄竹节熏炉

汉武帝之后，皇室及各地王族的用香风气长盛不衰，所用香具也极为精美。汉成帝时有“五层金博山香炉”“九层博山香炉”。东汉末期，汉献帝宫中有“纯金香炉一枚”，“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

西汉·错金博山炉

汉代也常以使节名义遣商队沿丝绸之路西行，换取沿途的皮毛制品、香药等奢侈品。如东汉权臣窦宪(也是击溃匈奴的功臣)曾以八十万钱从西域采置了十余张毛毡，又令人用织物换取苏合香等物：“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氐马、苏合香。”(《全后汉文·与弟超书》)

用香，进入宫廷礼制

汉代用香的风气之盛还有一个突出的标志，即用香(熏香、佩香、含香等)进入了宫廷礼制。据《汉官仪》记载，尚书郎向皇帝奏事之前，有女侍史“执香炉烧熏”，奏事对答要“含鸡舌香”，使口气芬芳。《通典·职官》：“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奏事答对，欲使气息芬芳也。”

“鸡舌香”，形如钉子，又名丁子香，丁香，是用南洋岛屿“洋丁香”树的花蕾所制（非中国多见的“丁香”），其气息清香，常含在口中用以香口（似口香糖），但有辛辣感。东汉时的鸡舌香是名贵的“进口香药”。

含鸡舌香也成了著名的典故。人们常以“含香”指代在朝为官或为人效力，如白居易：“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口厌含香握厌兰，紫微青琐举头看。”王维：“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魏晋后的礼制中关于熏香的内容渐增，其由来盖可溯及汉代。除了熏香、香囊、香枕、香口，汉廷的香药还有很多用途。汉初即有“椒房”，以花椒“和泥涂壁”，取椒之温暖、多子之义，用作皇后居室。这一传统长期延续下来，后世便常用“椒房”代指皇后或后妃。王族的丧葬中也常使用香药（借以消毒、防腐，先秦即有此传统），古代的文献已有所记载，如《从征记》载刘表棺椁用“四方珍香数十斛”，“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挖开其墓葬时，“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水经注》亦记之：“其尸俨然，颜色不异”，“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熏香在王族阶层的盛行对香的普及和发展大有推动之功，也开启了上层社会的用香风气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目前的考古发掘表明，熏炉是汉代墓葬中的常见物品。据有关学者考察，岭南汉墓出现熏炉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盖可说明当地的熏香风气更盛。岭南香药丰富，气候潮湿，又多蚊虫瘴疠之气，而熏香可以祛秽、烘干、消毒，这应是当地盛行熏香的一个重要原因。-END-撰文

傅京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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